“双百”方针，系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它是1956 年4月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后经中共中央确定为新中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但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一方针的实施也经历了曲折。“文革”结束后，1978 年5 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双百”方针重新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重提“双百”方针的历史背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遭到破坏。1961 年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讨论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双百”方针曾一度复苏，但也难成气候。“文革”期间，“双百”方针成了制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重要工具，所谓的百家争鸣成了两家，即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①，虽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然在被高喊，但实际上已被严重扼杀。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工作，“百花齐放没有了”，“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②。这一时期，邓小平也曾积极对文艺工作进行整顿。同年7 月，在同胡乔木等谈话时，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指出：“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他并要求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③。之后，邓小平几次谈到要坚持“双百”方针，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④。

    粉碎“四人帮”后，“双百”方针被写入“七八宪法”。然而，此时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还是在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前提下做出的，这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无疑是极大的阻碍。

    “两个凡是”提出后不久，邓小平即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⑤1977 年4 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一个月后，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如何认识“两个凡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⑥。

    1978 年5 月11 日，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此，邓小平予以极度关注。在同年6 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这种观点“不会过时”。“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他强调：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上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邓小平提出，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⑦两个月后，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 邓小平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他还说：现在“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同年12 月13 日，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系统阐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就是“民主”。“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会议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百花齐放的春天终于真正来到了。

 

对“双百”方针的定位及其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系的阐释

    能否正确认识“双百”方针的历史定位，是能否正确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前提之一。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长期的、基本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不允许有丝毫动摇”⑧。

    在1979 年10 月30 日开幕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现在，“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正“日益成熟”，“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邓小平进一步阐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必须“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帮助文艺工作者。“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和流派可以自由发展，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学术方面的是非，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来解决，只能通过自由竞赛和自由争论，靠实践的反复检验来解决。

    实行“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关系？实行“双百”方针是否意味着可以毫无禁忌地“鸣放”和毫无约束地实行所谓“民主”？当时的情况是，重提“双百”方针后，党内外思想进一步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气象。但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社会上也出现了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若干错误认识。有人对三中全会路线表示怀疑，有抵触情绪；更有人借重提“双百”方针之机，极力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党内一些人的思想也出现了动摇和混乱。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受中共中央委托，1979 年3 月30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向全党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号召。他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重申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我们实行的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他还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非放弃“双百”方针，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还是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双百”方针的基本点是：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克服假、恶、丑，求得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前进。可见，贯彻“双百”方针绝不是听任错误和落后的东西泛滥，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1980 年初，在中央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讲道，当前形势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提到“双百”方针与安定团结大局之间的关系时，他强调：“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但是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1981 年7 月，邓小平强调，在思想战线上，“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在竞赛和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但是贯彻“双百”方针绝不是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如果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取消必要的思想斗争，取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贯彻这一方针就是一放了之，把这一方针等同于放任自流，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在对阶级形势的估量上，在思想斗争的方式方法上，都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办法截然不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提倡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提倡文化艺术中的是非问题通过文化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来解决。这样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有益而无害。

 

对“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关系的阐释

    在1979 年10 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着重强调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还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那么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些论述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邓小平还进一步把文艺工作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下。他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他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文艺工作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同“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思想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二为”方向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80 年6 月27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社论写道：“为人民服务，这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唯一宗旨。社会主义是现阶段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断发展，依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逐步完善。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么？没有，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社论指出，为保证文学艺术沿着正确方向不断繁荣起来，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始终不渝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切实保障人民内部的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权利，通过生动活泼的竞赛和争论，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克服谬误和落后的东西，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社论还指出，对于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我们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态度，继续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吸收和利用一切有益的东西，抛弃和否定一切无用或有害的东西，以利于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发展。”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提出后，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但在贯彻执行中也受到种种干扰。一些人只要“双百”，不要“二为”，而他们所要的“双百”，则是不受约束的绝对自由。对此，邓小平警示全党：“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他强调：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

    邓小平尖锐地批评理论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一些人对“二为”方向表示冷漠，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理论问题缺乏兴趣，同现实保持距离，与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邓小平告诫大家，对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他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⑩

    “二为”方向作为我国文化工作的总口号，它所指明的是文化发展的总方向和总目标，“双百”方针的目的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是实现“二为”方向的途径和方式，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如果离开了“双百”的途径和方式，“二为”方向就会落空；如果离开了“二为”方向的规范，“双百”方针就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关系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中的一种体现，只有从它们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加以把握才能使两个方针都得到正确贯彻。

    一个民族应该有强大的凝聚力，不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是，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民族，则更加没有希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双百”方针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比较完整的一套体系，为我国新时期文化发展制定了总方针、总政策。今天，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些深刻的历史经验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和弘扬。

 

注释：

① 陆定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 《光明日报》1986 年5月7 日，第1 版。

② ~ ⑤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64 页，第66-67 页，第107 页，第155 页。

⑥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2 版，第38-39页。

⑦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18-119 页。

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83 页。

⑨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89、392 页。

⑩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47 页。